蒙阴县委组织部  刁传东

孟良崮战役，是我华东野战军为粉碎国民党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而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山地运动歼灭战。当时战场形势风云变幻，战机稍纵即逝，战况激烈残酷。“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军将士上下一致、万众一心、服从命令听指挥，几十万大军如同一个人，捏成一个铁拳，锤到敌七十四师的头上，使敌人遭遇灭顶之灾。

战火硝烟散尽，但翻阅战役中的史实史料，回味战役中的经过经历，孟良崮战役的结果结局就不出所料，并引发我们的诸多思考。

让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当年的孟良崮战场。

孟良崮战役打响的前一周，正在向我华东野战军总部驻地坦埠推进途中的张灵甫似乎有某种预感，他提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信，既言词激烈，又透漏出一丝沧桑悲凉。这封信里写道：“惟进剿以来，职每感作战成效，难满人意……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技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不能统一耳。窃以若不急谋改善，将不足以言剿匪也。”当这封信到蒋介石手中时，孟良崮战役已经打响。据说蒋介石看了以后十分震动，当即把信批转给陈诚、顾祝同等人阅读反省。不料两天后张灵甫一语成谶，他的信成了绝笔，张灵甫也成了信中所痛斥的现象的牺牲品。孟良崮战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张灵甫率整编七十四师退守孟良崮后，当时的情况是：我军以5个纵队包围了七十四师，以4个纵队打援；国民党军队又以10个整编师（军）包围了我华东野战军，形成了大圈套小圈的严重态势。搞不好我华东野战军就有遭受内外夹击、腹背受敌的危险。敌七十四师自恃武器装备好，战斗力强，决定死守孟良崮，为国民党大军实施“中心开花，四面包围”的决战创造条件。一时间，蒋介石喜出望外，一片乐观，认为胜券在握、毫无悬念。

但是，偏偏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战争机器出了问题。孟良崮战役打响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15日傍晚，一封张灵甫的求救急电使蒋介石顿时惊呆、大发雷霆。电报中称未见任何援军踪影，共军进攻甚急，如果再不增援，孟良崮恐怕就守不住了。而这之前，蒋介石获悉的战况汇报是：黄百韬指挥的整编25师已推进到孟良崮附近山头，而由李天霞所率83师的前锋一个团已攻到了孟良崮山下，“已经于七十四师友军取得联络。”这就是说，国民党的几支大军会师在即，胜利就在眼前。

蒋介石和国民党统帅部顿时惊呆了，战役打了两天两夜，增援部队居然毫无进展，来自战场的电报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蒋介石命令总参谋长陈诚抓紧飞往徐州，弄清楚下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些层层汇报上来的战报、数字、战果、进展，哪些是真的，哪些又是弄虚作假糊弄上司的。

原来，真实的内幕是这样的：从战场西北方向赶来的黄百韬主力在桃墟，派出增援的一个旅被解放军阻击于界牌、天马山一线，并没有进入孟良崮战役核心战区；位于战场东南方向的李天霞更是阳奉阴违，他把主力后撤二十公里，只丢下一个团在孟良崮东南的山地充数，后来这个团也与七十四师一起陷入了解放军的包围圈里。

明白了真相的蒋介石接连下达数道极为严厉的命令：“……如有萎靡犹豫，逡巡不前或赴援不力，中途停顿，以致友军危亡，致匪军漏网逃脱者，定必以畏敌避战，纵匪害国贻误战局，严究论罪不贷。希望奋勉无误。”但为时已晚，有些国民党援军在蒋介石严令催逼下，加紧增援，虽然尽在咫尺，但却始终未能进入孟良崮战场，没能挽救七十四师覆灭的命运。实际上，正是国民党军队内部勾心斗角、隔岸观火，葬送了张灵甫和七十四师。敌七十四师自开展以来，多次打头阵，抢头功，师长张灵甫依仗美械装备，骄横异常，气焰嚣张，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自吹为天下第一师，蒋军其他部队对该师意见很大，矛盾日益加深。这次进攻沂蒙山区，七十四师是第一兵团的主要突击力量，师长张灵甫自诩为“典型的美国西点军校式人物”、“国军将领中的少壮派”，对其上司汤恩伯根本不看在眼里，对其他将领更视如草包。左翼援军黄百韬出身杂牌，一贯恃宠自傲的张灵甫对杂牌一律瞧不上眼，黄百韬后来对人坦陈心迹：我们就是拼死拼活打进孟良崮，成全的还是他张灵甫，我连配角都算不上，犯得上去捧他的臭脚吗？右翼援军李天霞倒是黄埔嫡系，还是张灵甫的学长（黄埔三期），抗战时期做过张灵甫的顶头上司。李天霞有两大臭名：一贪财、二贪色，张灵甫历来看不上李天霞的人品，两人矛盾由来已久，一度还为竞争七十四师师长一职反目成仇，两人关系势如水火，有些你死我活的味道。因此他宁可冒着抗命的风险按兵不动，也绝不会主动去成就自己的官场敌人。

对于孟良崮之败，在1947年5月29日，蒋介石发布《为追念张灵甫师长剿匪成仁通告国军官兵》中，对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检讨：“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每为乌合之众所陷害，此中原因，或以谍报不确，地形不明，或以研究不足，部署错误，驯至精神不振，行为萎靡，士气低落，影响作战力量，虽亦为其重要然究其最大缺点，厥为各级指挥官每存苟且自保之忘念，既乏敌忾同仇之认识，更无协同一致之精神，坐视为敌所制，以致各个击破者，实为我军各级将领取辱招祸之最大原因。”

再看看我华东野战军。孟良崮战役既是激烈的运动歼灭战，又是艰苦的阵地阻援战。战役的胜利，正是华野各参战部队紧密配合、精诚团结、协同作战的结果。主攻部队加紧猛攻，不惜一切代价，力求速战速决；阻援部队千方百计堵住敌人增援，在七十四师未被歼灭之前，不让援军靠近一步。这种大局观念和团结作风，是从我军将领带头做起的。军中有“陈不离粟，粟不离陈”之说，还有人形容：“陈毅指挥作战如大马金刀，纵横驰骋；粟裕行军布阵，如山间清溪，鱼石可数。陈粟合作，巨细相补，奇正相依。大处像海立云横，电闪雷鸣，小处如柔云和风，严丝合缝。”大战之前，在孟良崮战役动员会上，陈毅司令员就豪迈的说：“为了全局的胜利，即使我们华东野战军全部牺牲，我们也会再建一个新的野战军去参加全国大反攻。”当时，华东野战军是由华中与山东两大野战军合并而成，难免也会滋生本位主义。有一次粟裕下达作战命令，一个纵队司令不大买账，一旁的陈毅立刻接过电话严厉地批评说：“粟司令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粟司令代表华野！”1947年5月29日，陈毅在沂水召开孟良崮战役总结会时说，“伟大的歼灭战离不开主力的佯动及箝制战，佯动与箝制战常常是打歼灭战的基础。……进攻可以消灭敌人，箝制也可消灭敌人，……这次在孟良崮，若不是箝制有力，不能提早拖住增援的敌人，七十四师消灭不了。”战役胜利后，陈毅还诗兴大发，在《孟良崮战役》中写道：“刀丛扑去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喜见贼师精锐尽，我军个个是英豪。”拜读诗句，我们眼前就会再现当年人民解放军协同作战、舍生忘死、奋勇杀敌的场面，这与张灵甫遗书中所述的国民党军队消极颓废的状态形成鲜明的对比。

最能代表人民解放军同仇敌忾、通力协作的还有这样一个战斗场景。孟良崮战役进行到第二天，在蒋介石的严令催逼下，从西线赶来增援的国民党整编25师和65师，大举出动，加紧猛攻。而在这里一开始担任阻击任务的是华野一纵下辖的四个师两万多人，不料孟良崮总攻受挫，陈毅、粟裕命令一纵司令员叶飞再抽调一纵的大部主力拉上孟良崮投入对74师的总攻。所以，在这一线打阻击的仅剩下由1纵第1师师长廖政国率领的四个团，其中还有两个团是刚从地方县大队升级到主力部队的，武器比较简陋，要在正面宽约六十公里的阵地上阻击敌人三个整编师，任务十分艰巨。5月15日下午，战斗趋于白热化，敌增援部队就要攻上天马山，阻击阵地眼看就要失手，而一个不经意的偶然使战场局面出现了大逆转。这时，本应该去参加孟良崮总攻的华野第4纵队28团的一个营，正好从廖政国师长指挥所附近跑步经过，廖师长拦住这支队伍请求支援。按理说这支兄弟部队有任务在身，并不隶属于廖师长指挥，也没有支援天马山的义务，但这位营长果断地命令自己的战士跑步上山，立即投入战斗，堵住了被撕裂的阵地口子。战斗最白热化的时候，部队建制被打乱的情况下，灵活机动，不分单位，主动协同，枪声就是命令，哪里有敌人就向哪里打，不停地向敌人进攻。这种团结支援和顾全大局的精神正好与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以邻为壑”形成了鲜明反差。

几点启示

一、讲团结要有共同的目标来凝聚

“志同”才能“道合”。团结，是指为了集中力量实现共同理想或实现共同任务而联合或结合在一起。战争年代，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以患难与共、生死相依、情同手足的亲密关系著称于世，关键就是大家为了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这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走到一起。有了共同奋斗目标，也就有了统一的思想基础，大家就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而国民党军队互相倾轧、见死不救的情况屡见不鲜，正是因为他们只是蒋介石个人独裁统治的工具，国民党官兵大多有雇佣思想，为饷金、升官而战，部队上下离心离德，人心涣散，在战场上很难形成顽强的战斗力。这样的军队又怎么能打胜仗呢？当前，深刻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给我们带来新的挑战和压力，我们在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风险，促进改革发展稳定和加强党的建设仍然面临艰巨繁重的任务。因此，我们要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此来统一全党思想、集中全党智慧、凝聚全党力量。同时，各级领导班子还担负着繁重而艰巨的改革建设任务，只有凝心聚力、团结干事，才能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加快发展，才能干出实绩，造福百姓，取信于民。因此，讲团结既是加强领导班子作风建设的需要，更是推进改革发展大业的需要。

二、讲团结要有严明的纪律来保证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一盘散沙”和“乌合之众”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毛泽东同志在建立人民军队之初，就致力于建设一支党指挥下的人民军队。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把支部建在连上”，制定并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党指挥枪”的旗帜下，使得人民军队真正成为完成党的历史任务的工具，杜绝了军队内部高级指挥员拥兵自重、不听调遣的现象，保持了共产党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这正是毛泽东在后来的军事指挥中用兵自如的根本原因所在。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经过长期反对军阀主义的斗争，军队内部很团结，联系群众也很好”。而再看国民党蒋介石，在废弃军队中的党代表和政治制度后，实行专断独裁统治，国民党军队的团结与巩固远远比不上共产党的军队。在战场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侍宠而骄，轻狂无比，他的杂牌部队则各怀鬼胎，各谋其利，他们之间经常演出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的闹剧，令蒋介石也束手无策。有的国民党将领总结蒋介石军事失败的原因时这样说“战事毁于人事，战术毁于权术”，也有的说，共产党把心思都用到战场上，所以总打胜仗；国民党把心思都用在官场上,所以总打败仗。指的正是蒋介石治军无道的过失。国有国法，党有党纪。邓小平同志强调，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重要保证。现在，我们党已经拥有8600多万党员，全党能否认真遵守、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直接关系党的团结统一，关系党的凝聚力、创造力、战斗力的提高。当前，我们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党员干部各行其是，党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就谈不上集中力量战胜危险、应对挑战。因此，广大党员干部对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党规党法、对于党的决议决定、对于党组织作出的指示，要全心全意、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不能讲条件，讲价钱；不能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合意就执行，不合意就不执行；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取所需、阳奉阴违。在党内要坚决反对自由主义、本位主义。

三、讲团结要有高尚的人品做功底

“心底无私天地宽”。懂团结是大智慧，会团结是大本事，真团结是大境界。毛泽东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吸引着身边的将领和同志。他们在战场上与毛泽东声气相通、配合默契；在私人情感上生死与共、休戚相关。在作战指挥上，毛泽东通常未雨绸缪，周密考虑整个战略计划。在这个过程中，他总是和身边的将领们共同商讨作战方针，集思广益，找出治胜良策。孟良崮战役的卓越指挥者粟裕具有战略眼光，善于体察形势变化，能把战役的局部与战略的全局很好地结合起来。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曾多次听取并采纳粟裕的重要战略建议，改变了中央原定的战略部署，更好地达到了战略目的。毛泽东和他的将领们还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为共同的政治目标而奋斗，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相协调，在人际关系上亲密无间，如师如友。这种“将帅和”的良好人际关系所给予战争的影响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抗战时期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于1944年7月到延安出访，在会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后，在他的《1944—1945年的延安报告里》这样写道：“中共领导人中好像有一种强烈的集体感和牢固的团结，完全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人身攻击、妒贤嫉能和小集体主义。”而蒋介石把编织从政网络，培植势力，视为“一生成败之所系”。他以亲情、乡情、友情为纽带，广建人脉。搭建关系网，不分黑白；攀附权贵，不择手段；培植势力，不计成本。在他的精心编织下，形成了一支庞大的蒋记“联合舰队”。同时，他培植亲信，排除异己，时间一长，弊端就暴露出来：官官相护，弹劾倾轧，营私舞弊，操弄权力，政治昏暗，民不聊生，最终一败涂地。

在团结问题上，一定要坚持“五湖四海”，团结而不“结团”。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邓小平同志也一贯重视和珍惜党内团结，他指出“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宗派、小圈子”，并郑重告诫“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党内的团结是在坚持党性原则中建立起来的，这样的团结，是纯洁健康的团结，是事业所需要的团结。凡是拉帮拉派、搞“小圈子”的人，都是不讲党性、不讲原则、不讲团结的人。在团结上，要提倡团结大多数，不能以个人好恶划线，不允许拉拢一部分人，排斥一部分人；抬一部分人，压一部分人。更不能把感情建立在餐桌牌桌上，把团结建立在利益均沾上。只要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让各类人才脱颖而出，让党员干部队伍生机勃勃，我们党就能始终保持蓬勃活力，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远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