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宝山

    崮文化网 2011年2月，农历大年初一这天，我和往年一样照常给我哥通电话拜年，不知什么原因，电话没有人接。没过几天，在西安工作的老朋友徐哲打来电话说：“大哥病了，住进了西京医院，我去看他时，他躺在床上不能下地，吃饭需要人喂，我掀开被子发现他的下部有尿不湿，是何疾病不太了解。”

    如果大小便也不能自理，足以说明病情严重，于是我打算前往西安见我大哥一面。故再与徐哲老友联系，商量什么时候前去为好？。他回电话说：“你最好稍晚一点来，因为4月份西安举办花博会，借此游览西安时更增加一些色彩。”巧合的是，我们医院决定“组织离退休人员赴西安旅游，”因此我借去西安旅游的机会看望哥哥。

    未去西安的前几天，给侄女高萍通了电话，说明来意，高萍说：“我爸病情很重，已经出现昏迷状态。”我听了后感到这是不祥征兆，凭我的经验，疾病发展到昏迷状态，预示机体多器官功能进入衰竭期。就在我决定于4月19号前来西安的时候，突然在电话里传来了我哥于18号病故的噩耗。4月20日我和老伴乘飞机来到了西安西京医院，在高力和高锋陪同下，瞻仰了我哥遗容并哭送他到了殡仪馆。

    兄长的去世，我非常难过，白天难安，晚上难眠，满脑子里想的是他生前往事。

    我哥1921年出生在沂蒙山区一户地主家庭，在我们9名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大。出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年代的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是学业有成，当时我们家也有条件供他上学，遗憾的是正在青岛铁路中学读书的他，被七七事变中断断送了他的学业。辍学来家后，暂时在本村当了一名小学教师，那年我不满6岁，成了我第一任老师。

    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运动的启发下，我哥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地方组织，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沂蒙腹地蒙阴县大崮区担任了第一任主要负责人，任务是：“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七七事变后，贾庄村的抗日烽火是我哥高保扬为首点燃起来的，当时有不少青壮年在他地启发动员下，放下了锄镰镢锨走上了抗日战场。在我的记忆中贾庄村最早参加抗日救国的有高保法，王玉来，朱常发，高永居，高保照等等。在蒙阴县城上学的二哥高保玉，三哥高保训也在1938年放弃了学业跟随兄长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在大崮地区建立了第一个党的地下组织，为创建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早年跟随我哥出来革命的乡亲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立了战功，其中高保法，朱常法等都在部队上当了团长，转业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是国家的栋梁。1947年我参加革命后，常与早年出来抗战的乡亲们颇有来往。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在山东医学院上学时，因生活艰苦，经常到在济南军区工作的高保法兄长家里混点好饭吃。每次相见，他总是滔滔不绝地讲述当年和我哥共同参军抗日打鬼子的往事，并赞誉我哥在政治上给予他的帮助。

    1940年夏天，日本鬼子来沂蒙山区扫荡时，在蒙阴县以北的井旺庄和贾庄这条山峪中，将国民党伪政府沈红烈下属的吴华文部队打垮。战败的吴华文部就地埋藏了大批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担任大崮区委负责的高保扬大哥，冒死带领他下属的地方游击组织来到贾庄村北山后，石窝子村挖出了轻机枪两挺，重机枪一挺，亲自交给了主力部队，有力的支援了抗日战争。其中有一箱子军品，被当时在蒙阴县县大队工作的高保玉二哥和县大队长崔兰亭得来，打开一看，原来是用油纸包着的原封未动的匣子枪。当时我军枪支弹药奇缺，得到如此高档的武器自然视作珍宝。因我二哥对敌斗争中有功，被配发了一把，那时我已记事了，看到我二哥身挎匣子枪，非常威风，心里特别羡慕，虽然过去了七十多年，我仍记忆犹新。

    1941年春，吴华文的部队投降了日本，当了汉奸，驻扎在南麻和鲁村一带，多次秘密来到贾庄村查找埋藏武器的下落。汉奸吴华文部得知我父亲高大蘅和我哥是抗日地方组织的头头，估计是他们所为，就在一天夜里派兵来到我们家抓我父亲。可巧的是他不在家，就把我14岁的四哥高保烈抓了去当人质，关在一个猪栏里，并严刑拷打，我那不懂事的四哥，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呢？。关押一月后我四哥借机逃了出来，总算把这条命捡了回来。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那所谓的走资派四哥，可能觉得这是件很光荣的事，就把当年被汉奸抓去当人质的往事如实讲了出来。万没想到他因此被打成了叛徒囚禁起来，后下放到江西省崇义县劳动改造，差一点死在了革命征程之中。

    关于挖枪的事，我曾同我大哥交谈过多次，他并没标榜他是有功之臣，而低调的说了一句话：“这件事差一点给我们全家造成了杀身大祸”。 他还向我介绍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就是1941年我二哥高保玉和早年参加革命的高永居，为了深入敌人内部做革命工作，未经党组织批准，自作主张加入了国民党三清团，（但没暴露党组织身份）。解放后被我高保照哥哥检举揭发，分别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拉下了马，再也没翻过身来，当时高永居在云南省已是地市级干部。八十年代高永居来洛阳找我二哥诉苦，共述对党的忠诚，但是，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了。我大哥对此事心知肚明，明知是为了更好的做地下工作，但在事实面前有口难辩，对此事他也难免受到牵连。

    我哥这一生是戴着地主分子帽子干革命，远在抗日战争年代，在蒙阴县整风运动中，说他没有与地主家庭划清界限，受到批判。这件事是他的战友高保法于1960年在济南见面时告诉我的，当时我大嫂哭得死去活来，为此影响了他的前程，从代理县长的位子上掉了下来。后来我哥对我说：“地主出身的人当然比不上金子牌的”（指的是贫下中农），具体内容并没向我具体透露。

    1947年敌人重点进攻山东时，我哥南下来到了武汉，才算有了用武之地，那时他在中南局担任重要工作，1954年他又被调到北京地质部工作。

    在“文革”时期在西安担任地质学校校长兼党委书记的兄长被打成走资派，地主羔子，下放劳动，快60岁的人了还发配到陕北放羊，这不在于吃苦多少，实属政治迫害。当时我只收到了我哥寄来了一张在乡下放羊时的照片，身上穿着老棉腰裤子和厚厚的棉袄，比老农民还老，这件事因我没与兄长具体交流难下笔评论，有一个问题他说的清楚，就是因为“煎饼”的问题，被斗争了三天，为此我写了一篇:“沂蒙煎饼的情怀”。

    1957年我哥在北京地质学校工作期间，他的部下有位总务科长（女），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听说他是林线上一位将军的爱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她们借机报复，派人来到西安打断了我哥五条肋骨，差一点丢掉了性命，这种不白之冤到哪里诉说呢？。谁都知道，是否右派不是那一个人说了算，是党委集体决定的。

    1975年的初春，这一年是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的一年，这一年是被打成走资派后的兄长，落实政策后，又重返工作岗位的一年。这一年春节前夕，我四哥高保烈来信相约在春节过后共同到西安地质学校看望刚刚被解放不久的兄长和即将进入老年行列的娄承蓉嫂嫂。

    从文化革命开始到结束，我哥没有恢复原职，1975年我去西安时，他还在陕西地质局帮助工作，再后来不得不给他个副院长的位子。北京地质学校和西安地质学校是地质部新成立的两大院校，都是我哥为首筹建起来的，后来西安地质学校改成地质学院，也是在西安地质学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作者简介：

    高宝山，男，1933年出生在沂蒙崮乡的一个小山村。1947年1月参加革命，从事医务工作。1960年考入山东医学院，1965年大学毕业后来到淄博市第一医院外科工作。曾担任外科主任等职。1994年离休在家颐养千年。